遵义会议，是中国革命生死攸关的转折点。这次会议纠正了博古、李德的 “左” 倾教条主义军事错误，调整了中央领导班子，毛泽东进入中央政治局常委会。 但很多人不知道，遵义会议只是完成了路线上的批评和人事框架调整，中央最高领导权的交接，并没有在会议结束时立刻落地。这段历史发生在鸡鸣三省石厢子，常常被大众忽略；电视剧《伟大的长征》在第21集和22集之间，用了一段戏份呈现了这次沟通，却也很容易被观众当成无关紧要的垫场文戏。 遵义会议之后，原有的“最高三人团”被撤销，新常委进行了重新分工。会议明确，周恩来是党内委托的对于指挥军事上下最后决心的负责者，毛泽东协助周恩来军事工作。 会议上并没有直接免去博古的领导职务，只是批判了他在军事指挥上的严重错误，而当时会议决议仍肯定党的政治路线是正确的。按照会议安排，常委后续再商议分工，确定由谁来担负中央负总责的工作。 此时，博古虽然在会上受到严肃批评，但思想上并没有马上转过弯，对交出领导权一事十分犹豫，拖了半个多月没有完成交接。 博古本人在 1945 年党的七大上的检讨发言中讲过：“ 我不但在遵义会议没有承认这个错误，而且我继续坚持这个错误，保持这个‘左’倾机会主义的观点、路线，一直到 1935 年底 1936 年初瓦窑堡会议。” 李德在《中国纪事》里同样写道：“ 遵义会议后，博古开始仍然是负总责的领导人，一个月以后，也就是在 1935 年 2 月，经过长时间的犹豫，他才同意将他的职位让给洛甫。” 博古为何会长时间犹豫？学界有几种分析视角，需要放在当时的历史环境中客观看待。 第一，遵义会议聚焦军事问题，只批判否定了 “左” 倾错误的军事指挥，并未触及当时的政治路线。会议明确认可原有政治路线的正确性，这也让博古在一段时间内，认为自己仍然拥有继续主持中央工作的理论依据。 第二，当时还有少数同志对遵义会议的结论并不认同，凯丰、李德等人坚持原有看法。博古本身还没有从内心认可会议对他的批评，土城战役之后，他还曾对李维汉说：“谁正确，谁错误，走着瞧吧！” 第三，战事瞬息万变，红军当时的目标是北渡长江进入四川建立根据地。在战局未定、前途未卜的环境下，博古也在观察形势发展。要说明的是，这一点属于后人基于历史情境的合理推测，并无直接原始史料佐证。 领导权的平稳交接，事关红军的团结、事关长征的成败。在党内，周恩来素来善于协调矛盾、维系党内团结，在遵义会议前后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。 1935 年 2 月 5 日，中央纵队抵达川滇黔交界的鸡鸣三省石厢子，在这里召开政治局常委会议，也就是党史上所称的石厢子会议。这次会议集体商定，由张闻天（洛甫）接替博古，在中央负总的责任。 在这次常委会议前后，周恩来专门找博古单独谈心，推心置腹做思想疏导工作，打消博古的思想顾虑，为这次交接的平稳推进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。 关于这次谈话的具体内容，博古的侄子秦福铨在《博古和毛泽东及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领袖们》一书中，依据亲属口述、转述的回忆资料，记载了相关细节。 但要说明：这份材料属于后世亲属转述的回忆，缺少同期原始档案、当事人第一手文字记录佐证，属于口述孤证，目前尚未被权威党史著作采信。 我们可以确认的史实是：在石厢子会议前后，周恩来和博古进行了深入沟通；博古最终交出中央的文件、印章，完成领导权交接，根本上是服从政治局常委会的集体决定，并非仅凭一次私下谈话就完成组织交接。 这里有一个很容易混淆的关键点： 交出领导职务，不等于思想上立刻认错 。组织层面的权力交接，在鸡鸣三省石厢子顺利完成；但博古对 “左” 倾机会主义路线的彻底反思与思想转变，是一个漫长过程，正如他自己在七大的检讨所说，一直到瓦窑堡会议前后，他才真正转变认识。 电视剧《伟大的长征》里这段相关戏份，是基于这段历史景进行的文艺化演绎，剧中对话是艺术加工，不能直接等同于真实历史记录。 周恩来与博古的上述谈话，虽然不是第一手文献资料，但是可信度较高。而电视剧中对于这番谈话的处理，显得更加温情、更加推心置腹，也更符合周恩来当时所处的党内位置、风范和素养。 在电视剧中，周恩来从年仅 18 岁的博古喊出：“国之将亡，焉顾我身” 开始谈起，一直讲到了湘江战役和遵义会议。 周恩来跟博古这番谈话的主旨和意图，是促成博古交出最高权力，由洛甫接班。后来的事实证明，这次谈话是成功的，没有后患，实现了党内最高权力的平稳转移、和谐过渡。 按照博古警卫员康念祥的回忆录所述，长征途中他负责照管一匹马驮的挑子和行李。挑子里的两个铁皮箱子，装着象征最高权力的印章，此外还装有重要文件、党的经费、金条等贵重物品，重约 50 斤。行军中，博古对康念祥说：“在紧急情况下，先顾好挑子，再来顾我，我和挑子比，我是第二位的。” 在这场谈话之后，1935 年 2 月 6 日，博古将这两只重要的铁皮箱送到张闻天的住地。从此，张闻天担任党中央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