如果我们把过去几年被反复挂上“极端女权”标签的人或者组织罗列出来，就会发现一件很扫兴的事： 她们之间没有统一的纲领，没有一致的敌人，甚至很多人彼此并不认同。 把她们串起来的不是女权理论，而是一条更朴素的经济学线索。 性别议题在中文互联网上被做成了一个有稳定回报的品类，而站在这条产业链不同位置的人，用不同的方式从同一个池子里取水。 我们的这篇文章主要是罗列这些人和她们涉及的主要争议，将那些反复出现在性别争议中心的人物，按她们的行为逻辑归位，看清楚“打拳”到底养活了哪些人，以及这套生意为什么总以同一种方式收场。 吕频。 她早年在《中国妇女报》任职，离职后创立“女权之声”。批评者的指控不落在她早期的维权行动上，而落在一套组织与资金的链条上：女权之声的上游被指为香港乐施会，后者的资金来源又指向美国福特基金会等机构。 2016到2017年女权之声在国内平台被封禁后，吕频将重心转向海外，与洪理达等人在美国成立“中国女权”组织。这条指控链真正有分量的部分不是“拿了境外的钱”这个事实本身，而是拿了钱之后产出的内容方向：涉疆、涉港议题上的“性别压迫”叙事，与其说是女权主张，不如说是一套为特定地缘政治框架服务的文本产品。 我们找到一篇来自2026年的评论：依托境外资金、照搬外来极端叙事、刻意制造男女对立的行为，解决不了女性真实困境，只会撕裂社会共识。吕频的标本意义在于她展示了一条完整的转化路径：本土性别议题的组织经验，可以在跨境资金与政治议程的接口处被重新定价。 丁雅清。 她的公开身份是“彩虹律师团”负责人，杨景媛在武大图书馆案中的代理律师。对她的指认集中在下面两处。 一是资金
